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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電問路 | 李俊峰:加快低碳轉型推進電力市場化進程

2019-11-13 15:02:38 來源:中國電力企業管理

從提出能源革命到簽署《巴黎協定》,近年來,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費比例,建立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已經成為我國致力于加快推進能源結構轉型的共識,但從2018年電源發展的情況來看,新增化石能源的發電量是非化石能源的3倍,造成這樣現狀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尤其是在即將取消煤電聯動機制以后,又該如何統籌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之間的協調發展?近日,本刊專訪了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李俊峰。

01低碳是能源結構轉型的關鍵詞

近年來,我國化石能源新增發電量仍在持續增長,2017年,我國煤電發電量增加3000億千瓦時,2018年又增加了接近4000億千瓦時,數據表明,中國煤炭消費自2014~2016年連續三年下降之后,2017年小幅反彈,2018年再次大幅上漲,將三年下降的成果揮霍殆盡。“十三五”時期,對于經濟發展和能源轉型,我國提出三個目標:一是降低能源強度,二是降低碳強度,三是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期望新增能源主要由非化石能源來滿足。

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李俊峰認為,造成我國化石能源裝機持續增加的原因,第一是我國發展轉型乏力和不暢。“十三五”中期,我國經濟面臨下滑的壓力,過度追求穩增長造成了經濟發展的質量下降,并導致化石能源的過快增長,包括煤炭的反彈。

第二是能源界對于黨中央提出的能源戰略決策部署理解得不全面、不透徹。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能源革命的時候,明確了能源革命的目標,就是要逐步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能源革命的核心思想,是推動能源回歸商品屬性。黨的十九大又進一步提出能源轉型的戰略方針,是要建立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2018年,中央再次提出,調整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增加清潔能源供應。然而,對中央的指示精神上,能源界的理解是不全面的。電力行業一直在強調超低排放、近零排放,針對的都是國家規定必須減排的污染物,從來不提低碳,而低碳是調整能源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優化能源結構,實現清潔低碳發展,是推動能源革命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迫切需要。李俊峰指出,能源結構向綠色轉型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清潔,一個是低碳,只提清潔,不提低碳,就不是綠色。能源向綠色轉型,就需要向高比例的非化石能源發展,這是中國能源革命的核心,也是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的核心。綠色的能源轉型不僅可以改善環境質量、應對氣候變化,也可以培育新的動能、新的增長點,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同時,李俊峰表示,目前我國低碳能源轉型仍然面臨壓力,控煤反彈、政策機制不健全、綠色能源出力有限等難題也亟待解決。同時,還需要在市場機制、政策等方面進一步完善,從而實現低碳能源轉型及能源結構的優化。“由于我國目前的電力體系還是計劃體系,缺乏市場選擇的自主性,電力轉型需要從市場機制、電力靈活性等方面著手。”

02煤電與非化石能源并非極端對立的零和博弈

自2016年《巴黎協定》生效以來,世界各國都在提出自己履行《巴黎協定》的自主承諾,我國也提出了自主貢獻目標:到203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升到20%。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盡早實現達峰。針對這些目標,李俊峰認為,在加速能源結構轉型上,需要逐步降低煤炭占比。

李俊峰告訴記者,在過去控制煤炭消費主要指的是控制散煤,現在散煤已經大幅減少,工業用煤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用煤增長最快的部門只有發電一家了。此外新增的非化石能源生產幾乎95%以上是發電,不減少煤電的占比,就無法為非化石能源騰出空間。“所以現在我們說的新的能源發展規劃,就是為非化石能源讓出空間的問題,在這一點上,煤電與非化石能源應該是一個統籌規劃的關系,而不是博弈,因為這是能源轉型的一個必要條件。”李俊峰認為。

今年4月,生態環境部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全國碳排放市場建設邁出新的重要一步。發電企業由于具有碳排放量大、管理水平高、數據基礎好等特點,在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啟動之前就一直是各試點地區的重點參與對象。李俊峰認為,碳市場會增加低效高碳排放的發電企業的經濟負擔,而高效低碳的發電企業則可以通過碳市場獲得經濟收益。

其實,不管是電力市場還是碳市場,它們的本質和共同目標都是實現行業的低成本和清潔低碳發展。而非化石能源發電是推動電力行業大幅度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段,市場機制可以在其中發揮促進作用。隨著非化石能源產業的不斷發展和所占能源比例的增大,非化石能源發電成本將會進一步下降,而在電力市場和碳市場的共同作用下,非化石能源發電份額也會進一步增加。

毋庸置疑,煤電仍然是我國未來一段時期內占比最大的電源。李俊峰指出,未來,需要統籌考慮電力體制改革與煤炭、煤電化解過剩產能工作實施的節奏和力度,合理疏導煤電企業大幅上漲的燃料成本。要面向需求轉變定位,加快對在役煤電機組的靈活性改造,完善市場機制,激勵煤電機組參與調峰、備用等輔助服務,提高系統對非化石能源的消納能力,使煤電真正發揮好我國能源電力轉型升級的主體支撐作用。“煤電企業必須轉變自己的觀念,從主角逐漸向配角轉型。對于能源轉型,國家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非化石能源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又指出:能源低碳發展關乎人類未來。中國高度重視能源低碳發展,積極推進能源消費、供給、技術、體制革命。中國愿同國際社會一道,全方位加強能源合作,維護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國人民。非化石能源、煤炭及其他化石能源企業,對這一問題要有清醒地認識,自覺革命,化石能源對非化石能源的發展,需要保有‘扶上馬送一程’的心態。”李俊峰表示。煤電行業也應該如此。

03“經濟、綠色、安全”尚未構成穩定的等邊三角形

根據《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18》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我國全社會能源消費總量高達46.4億噸標準煤,水電、核電、風電等非化石能源的消費量占比提升至14.3%。數據表明,煤炭仍是中國最大的能源利用類型之一。李俊峰表示,包括天然氣在內,清潔能源在總體能源結構占比中的比例還是較少。

同時,他指出,我國非化石能源發展難度很大,新增水電裝機規模下降,很難再有大量增加,核電裝機增長又相對較慢,無法滿足我國電力發展的需求,所以,我國新增的電力清潔能源中還是以太陽能、風電等能源為主。“如何更好地發揮煤電的調峰作用,增加火電的靈活性調節,對于提高清潔能源的比例至關重要。”李俊峰認為。

與非化石能源等電源相比,火電具有較好的調節能力。當非化石能源在電網的比例逐漸擴大時,對調峰電源的需求也逐漸升高。同時,在火電規模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的前提下,煤電和非化石能源之間可形成協作關系。煤電的新使命,是要幫助消納更多的非化石能源。風電光伏的發展沒有大規模儲能的配合,也要靠火電的調節才能大規模發展。

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最大峰谷差約為最高負荷的25%,加上占比18.9%的風電、光伏電源,電力系統的調峰需求達到40%以上,除了3000萬千瓦的抽水蓄能機組、常規水電(需要滿足水庫運行約束要求)進行部分調節外,目前主要還是靠火電調峰。國內非化石能源裝機較大的省份發生過火電開機不足、缺乏調節能力,迫使非化石能源棄電的情況。

同時,由于我國的電源結構以火電為主,火電機組又于以煤電為主,還存在靈活性不足的問題,在調峰深度、爬坡速度、快速啟停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間。我國大部分主力火電機組長期在 65%~75% 的負荷下運行,不僅調峰深度普遍不夠,而且機組運行能效和污染物控制能力明顯下降;煤電自身結構也有待進一步優化轉型以適應總體電源結構的改變。因此,火電機組缺乏靈活性面臨來自電源結構調整的壓力。

李俊峰認為,調峰輔助服務是目前推動靈活性改造的重要市場機制。最大化發揮火電機組的系統調峰和容量價值,全面推進電力市場建設和機制創新,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依托市場的力量來調動火電靈活性發展的積極性。

04跨省交易是解決清潔能源消納的“及時雨”

當前,我國非化石能源電力消納方式主要分為省內消納和跨區跨省消納。自2015年以來,清潔能源的市場化消納一直是新一輪電力市場改革的主要目標。但在市場化交易推進過程中,存在不同省區之間的交易“壁壘”。近年來,雖然清潔能源的消納問題有所緩解,但我國“三北”地區清潔能源消納問題仍舊嚴峻。省間突出的“壁壘”、跨區跨省調節電力供需難度大,成為當前制約清潔能源消納的重要因素。

李俊峰表示,我國非化石能源資源和電力負荷的空間錯位,決定了跨省消納非化石能源電力的必要性。我國風能資源富集地區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區、華北地區和東北地區,太陽能資源富集地區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華北,而電力負荷中心主要位于東部沿海地區。這種資源與負荷之間在空間上的不對稱分布,決定了單獨依靠省內消納難以實現非化石能源的大規模發展。與國外重點發展分散式風電不同,大規模集中式開發和遠距離高電壓輸送是我國風電發展的重要特征。

記者了解到,當前,非化石能源電力參與市場化交易的組織方式可以為雙邊協商、掛牌和集中競價等。2018年,江蘇與甘肅、新疆等西部省份開展的非化石能源發電權替代交易開始執行,根據協議,2018年5~10月,江蘇通過減少省內燃煤機組發電的方式消納西部省份非化石能源,這是全國范圍內首例成交的跨省區非化石能源發電權替代交易。

2018年5月11日,國家能源局發布《關于進一步促進發電權交易有關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水電、風電、光伏發電、核電等清潔能源消納空間有限的地區,鼓勵清潔能源發電機組間相互替代發電,通過進一步促進跨省跨區發電權交易等方式,加大清潔能源消納力度。鼓勵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相關規定、公平承擔社會責任的燃煤企業自備電廠通過市場方式參與發電權交易,由清潔能源替代發電。

“尊重市場價值的選擇,尊重公平透明的市場交易行為,結合東西部發展的實際情況,將當地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從‘輸血’到‘造血’,發揮能源的媒介作用。”李俊峰說。

05煤炭標桿電價“壽終正寢”是大勢所趨

9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尚未實現市場化交易的燃煤發電電量,從明年1月1日起,取消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將現行標桿上網電價機制,改為“基準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機制。這意味著,我國已經實行了15年的煤電聯動機制將成為過去式。

回顧煤電價格聯動政策出臺前的情景和政策出臺后執行中的情況,可以發現,煤電價格聯動政策有三方面成績:一是在“市場煤、計劃電、推電改”的進程中,建立了一套理論體系較為完善的經濟制度,為政府部門維護市場秩序提供了簡潔明快、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二是在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中,在上游的煤炭行業實施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和下游的工業企業降成本提效益的夾縫間,進行了數次政策實踐。三是在煤電價格聯動政策實施多年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在聽取多方意見建議后,對政策進行了較大程度的豐富和完善。

目前在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電價承受能力的大背景下,如何以市場化的視角來看待能源轉型下的系統變化?“煤炭標桿電價該‘壽終正寢’了。”李俊峰表示,煤炭標桿電價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就是用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干預煤電市場,確保煤電行業的盈利,又不能使之過高的盈利,也就是需要抑制它過快增長。

同時,他認為,許多經濟學家說企業和消費者普遍希望降電價,這是一種表象,而并非本質。本質是我國的電價是由政府決定,并非市場行為,為什么沒有要求降油價、降煤價?因為油價和煤價是由市場決定的。“價格不是消費者的取向,質量才是正確的取向,因為低價不可能出現高質量。現在我們提出的高質量發展,是要提高我們所有的產出、所有的活動,包括所有的社會服務的價值,這是最關鍵的因素。降電價不會降出高質量的轉型。”李俊峰說。

取消煤電聯動機制意味著電力體制改革力度正進一步加大,以市場化為核心的電價定價機制逐步形成,現行的標桿電價制度開始緩步退離舞臺,競價上網時代即將開啟。

建立和完善電價市場化形成機制,一方面是為了推動電力行業的市場化競爭,同時也是要求企業和其他消費者支付合理的用電成本。當前燃煤發電市場化交易電量占比約50%,電價已明顯低于標桿上網電價,意味著目前市場競爭交易形成和產生的真實市場交易電價已經低于各地的標桿電價,但是否一直低于標桿電價,取決于市場,而不是政府。“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取消后,雖然未來煤電價格會更加市場化,但不等于無序化發展。只有政府確保盈利的機制,才會形成無序發展”,李俊峰認為,“煤電聯動機制取消對于煤電行業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國家為煤價聯動保駕護航的時代已經終結,再也沒有人確保煤電企業盈利了。”

06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電力工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實現了從落后、追趕到超越的跨越式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為電力工業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來,我國電源結構不斷優化,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規模穩步提升,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踐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重要成果。未來,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仍將是電力行業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由之路。

李俊峰認為,我國能源電力行業的高質量發展,一是要更加注重低碳,通過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減少污染物排放,實現電力工業的清潔、高效和可持續發展。二是深化煤電靈活性改造。隨著非化石能源加速發展和用電特性變化,系統對調峰容量的需求將不斷提高,煤電是當前最經濟可靠的調峰電源,煤電市場定位將由傳統的提供電力、電量的主體電源,逐步轉變為提供可靠容量、電量和靈活性的調節型電源。三是提高清潔能源的占比。四是持續加強電力行業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建立健全碳交易市場,促使企業的生產者、經營者進一步提高企業低碳發展的認識,優化電力企業建設、生產和經營活動,提高低碳發展水平,促進電力行業實現低成本減碳。

同時,李俊峰指出,還需加快建設全國電力市場,推動形成科學的電價機制,深化電力市場化改革,遵循市場規律和電力系統運行規律,建立中長期交易為主、現貨交易為補充的電力市場,完善市場化電力電量平衡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著力構建主體多元、競爭有序的電力交易格局,形成適應市場要求的電價機制,激發企業內在活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促進形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共同推進電力行業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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